毛主席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编者按：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作为党的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出了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多维路径:通过坚定马克思主义政治信仰，绘制党的政治建设的基线;通过维护党中央权威，构建党的政治建设的核心议题;通过塑造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态，奠定党的政治建设的坚实基础。
党的政治建设这一概念虽是党的十九大才明确提出，但在党的历史上，党在加强政治建设方面已经进行了长期探索。作为党的创建者之一的毛泽东，对如何加强党的政治建设进行了丰富而深入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摸索。在新时代这一全新历史背景下，进一步厘清毛泽东党的政治建设思想的逻辑脉络，对新时代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毛泽东深知党员坚定政治信仰对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意义，并围绕坚定政治信仰进行了积极探索。
(一)努力拓展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内涵，为坚定信仰提供理论载体
毛泽东主要从以下两方面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内涵。一方面，积极总结革命经验。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实践论》和《矛盾论》中对中国革命经验进行了总结，在《实践论》中，他强调，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是把实践提到了第一的位置。在《矛盾论》中，他指出，对于具体的事物要作具体的分析。毛泽东站在哲学高度对中国革命经验的理论总结，使广大党员对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有了更为深刻的认知，对其坚定信仰意义重大。另一方面，极力推进理论创新。比如，毛泽东创造性提出了关于中国革命的“两步走”战略，指出党的最高政治理想是将中国推进到共产主义社会。“两步走”的提出，使广大党员弄清了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逻辑关系，坚定了实现共产主义的信心。再如，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毛泽东提出了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在道德层面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内涵。总之，毛泽东通过总结经验和推动理论创新，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内涵，对广大党员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具有重要意义。
(二)科学把握共产主义理想性和现实性之间的张力关系，为坚定信仰廓清认识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开始着手系统总结由于脱离革命实际而盲目追求共产主义的经验教训，并正确处理了共产主义理想性和现实性之间的逻辑张力关系。在毛泽东看来，全党必须在共产主义这一最高政治理想的指引下，结合中国实际推进具体目标的实现。即坚定共产主义信念是推进具体目标的根本前提，各项具体目标的推进又不能脱离最高理想目标，必须接受最高政治理想的检验。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将全党的共产主义信念建立在具体目标的基础上，因而使得全党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是科学、合理的，这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也就是说，在毛泽东看来，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不妨碍对现阶段具体目标的追求，而对具体目标的追求则为实现共产主义奠定基础，二者是辩证统一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由于存在“被开除球籍”的压力，毛泽东急切地把共产主义付诸实践，并将总路线、人载体和途径。毛泽东以远大目标的理想性代替了具体目标的现实性的做法，导致共产主义理想性和现实性二者之间的平衡关系被打破，并最终走向了探索的误区。
(三)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为坚定信仰开拓基本路径
列宁认为，科学社会主义意识不会在工人中自发产生，必须要依靠外部灌输才可以生成。受列宁灌输理论的启发，毛泽东主张通过外部灌输，即通过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提升党员对马克思主义的理性认知，使其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具体来说:一是要求党员加强理论学习。无论是在革命时期，还是在建设时期，毛泽东数次为党员干部推荐马恩经典著作，要求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党员对其进行研读。他强调，要有众多的党员干部真正读通马恩的著作，我们这个党就很好了。这表明，毛泽东希望广大党员能够深入系统地学习经典著作，真正弄通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进而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二是建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马克思主义是来自西方的理论，面对中国国情、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性，必须要将其用中国话语加以表达，才会在党内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因此，毛泽东强调，教条主义要休息、洋八股要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少唱，必须代之以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同时，毛泽东带头写就了大量通俗易懂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为建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做出了突出贡献，毛泽东所构建的话语体系对党员干部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具有重要促进作用。三是积极创办干部培训学校。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在遂宁开办了党员培训班，并亲自给党员上课。后来，在他的主持下，在江西苏区、在延安，党陆续创办了中央党校、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等各类宣传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校，这些学校很好地发挥了理论灌输的作用，对党员坚定政治信仰意义深远。
毛泽东既秉承了马克思主义维护党的权威的思想，又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对维护党中央权威进行了努力探索。
(一)建立请示报告制度，为维护党中央权威锻造利器
解放战争时期，战争形势由游击战转向正规战，解放区的工作也由分散转向集中，形势的变化要求将全国一切可能和必须统一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基于此，毛泽东着手建立请示报告制度。1948年1月7日，毛泽东专门起草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分局的书记自己动手，每两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报告。同年4月，毛泽东在致华东局的电报中对请示报告再次强调:必须毫无保留地执行中央一切政策，不允许下级机关自由修改中央的政策。同年9月，党中央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在这份决议的第三次稿上，毛泽东强调，各地党报要无条件地宣传中央的路线、政策，同时在宣传中，不允许将中央和受中央委托执行任务的机关平列。这既是毛泽东对党的宣传部门要维护党中央权威提出的要求，也是对党的其他部门在维护党中央权威这一问题上作出的特别强调。到1949年上半年，请示报告制度在毛泽东的主持下最终在党内确立下来。建国后，毛泽东仍高度重视这一制度的执行情况，1962年，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机关应加强请示报告工作的批语中强调，许多机关实行独立王国，封锁消息。是否可以把这个毛病改一改呢?不改，就只能执行纪律了。
(二)强调纪律性，为维护党中央权威提供纪律保障
一个强有力的党，首先必须是一个纪律严明的党。毛泽东极为重视通过加强政治纪律维护党中央权威。具体来说:一是提出“四个服从”的政治纪律。鉴于长征后期张国焘违反政治纪律、分裂中央的错误行径和抗战初期王明挑战党中央权威的分裂主义错误行为，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政治报告中指出:“必须重申党的纪律: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四个服从”作为党的重要政治纪律，确保了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有效执行，有力地维护了党中央权威。二是构建政治纪律方面的党内法规。构建完备的党内政治纪律的制度体系，是维护党中央权威的重要目标指向。为此，毛泽东主张要制定相应的政治纪律方面的党内法规，以统一党的行动。在他的主持下，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两个关于政治纪律的党内法规文件:《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和《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抗日战争后期，针对个别根据地出现的无纪律、地方主义等错误倾向，毛泽东又分别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以上这些具体的党内法规擘画了遵守政治纪律的具体要求。三是通过开展整党运动的方式，严守党的政治纪律。1947年7月，党结合土地改革领导开展了整党运动。1948年5月，针对整党工作，毛泽东特别指出，一些地方不仅执行违反统一纪律和统一意志的极端错误的政策，而且还擅自修改中央的策略，必须要坚决克服这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总之，整党运动克服了党内无纪律状态，维护了党中央权威。
(三)整顿“宗派主义”，为维护党中央权威打通关键环节
“宗派主义”盛行，党内极易出现各自为政的局面，并导致党中央权威遭到破坏。正如列宁所言:党内不能容许任何派别活动。在中国共产党党内，毛泽东率先提出了“宗派主义”概念。据现今可查的资料，毛泽东最早正式提到“宗派主义”是在1937年5月，在当时中共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他指出，在民众运动中，党有高慢的“宗派主义”倾向。之后，毛泽东陆续在不同场合和会议上对“宗派主义”展开批判。1941年，毛泽东在《驳第三次“左”倾路线》中指出，“宗派主义”闹独立性、无纪律、不服从决议，必须加以整顿。在这里，毛泽东认为，“不服从决议”“闹独立性”等具体的宗派主义行为已经对党中央权威构成了严重挑战。1942年，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指出，党内闹宗派主义的人，将资产阶级政党的庸俗作风带入到了党内。对此，他强调，要清除一切无原则的派别斗争，建设集中统一的党;要反对宗派主义、个人主义，使全党步调整齐划一，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奋斗。1945年，经毛泽东多次修改的《关于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宗派主义”是在组织上进行反中央的宗派活动，破坏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必须予以坚决反对。同年，七大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党内不允许有小组织活动、向党闹独立性和阳奉阴违的两面行为。建国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果断处理了高饶事件，这是在建设时期毛泽东对党内宗派主义的强力反击，此举有力维护了党中央权威。
(一)严惩腐败，为塑造优良的党内政治生态构建第一道屏障
毛泽东极为注重通过严惩腐败塑造优良的党内政治生态。一是有腐必反。1932年，中央苏区进行了为时两年的惩腐肃贪运动，而时任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的谢步升，利用手中权力贪污财物。事发后，毛泽东就此事指示:腐败不除，党在人民心中就会丧失威望。建国后，他还亲自参加了对张子善、刘青山腐败案件的处理，更彰显了其铲除腐败的决心。二是加强教育，建构反腐思想防线。毛泽东认为，腐败是剥削阶级思想的产物，因此，加强理论教育是消除非无产阶级思想的重要路径之一。为此，他在领导全党开展整风运动过程中，对党员干部进行了深刻的党的宗旨教育。通过学习教育，全党树立了正确的权力观和廉洁从政的价值观，形成了廉洁奉公光荣、贪污腐败可耻的政治环境。三是开展运动反腐。建国后，在糖衣炮弹面前，部分意志薄弱的党员逐渐放松了改造自己的精神世界，以至失去了道德的制约，开始涉足腐败，党内政治生态一度遭遇污染。对此，毛泽东接连发出300多条“猎虎令”，并领导了新中国的两次反腐运动——三反运动、五反运动，使党员干部在比较长的时期内能够坚守廉洁自律。四是建章立制，对制度反腐进行了初步探索。为严惩贪官污吏，1933年12月15日，毛泽东、项英签发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26号训令由中央执委会下发，规定对贪污公款者以严厉制裁。1941年5月，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批准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纲领指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的假公济私行为，严惩公务人员的贪污行为。1952年4月8日，中央人民政府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对惩治贪污作了明确详细的规定。毛泽东主持制定的这些规章制度对惩治腐败意义重大。
(二)积极发展党内民主，为塑造优良党内政治生态提供原动力
从发展的视角来看，党内民主对塑造党内政治生态更具有决定性意义。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积极通过发展党内民主塑造党内政治生态。他指出，党的领导机关和党员干部要高度发挥积极性，才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而“高度发挥积极性”具体地表现在领导机关、党员干部的创造力、工作的活跃、负责精神、善于提出问题、批评缺点、发表意见以及从爱护观点出发监督领导机关和干部。毛泽东这里提到的党员干部发挥积极性的具体表现形式，便是对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态的科学描绘。而毛泽东也进一步谈到，这种“积极性”的发挥有赖于党内生活的民主化，他强调，要把扩大党内民主，看作是党在伟大斗争中生动活跃，生长新的力量，取得战争胜利的主要武器。可以看出，毛泽东将党内民主作为塑造党内政治生态的重要凭借。建国后，党转变为执政党，其所掌握的权力空前增大，而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却没有及时跟进，党内陆续出现了过分中央集权和个人包办的现象，党内政治生态一度遭到破坏。为此，毛泽东强调，要积极扩大党内民主，领导干部要正确处理个人和党的集体领导的关系以及个人和群众的关系。依据毛泽东的指示，党的八大着重强调，必须要坚持扩大党内民主和党的集体领导，要允许不同观点的争论，重大问题也要在适当的集体中经过充分的讨论。
(三)大力培育党内政治文化，为塑造优良的党内政治生态提供精神养料
党内政治文化影响着党员的行为模式和党的组织原则，形塑了党内政治生态的基本样态，在很大程度上引领党的政治建设的发展。毛泽东大力培育的党内政治文化，对塑造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态起到重要作用。一是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既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政治信仰内涵的拓展，也是其培育的党内政治文化的灵魂。二是倡导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愚公移山》这篇著作中，毛泽东重构了愚公移山这个寓言故事，为其注入了坚韧奋斗的元素，传递了共产党人不怕牺牲的奋斗精神。他强调，人没有饿死，就要奋斗，一万年后，还要奋斗。对于毛泽东提倡的艰苦奋斗的精神，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曾这样评价:这是一种“苦行主义价值观”，是一种手段，目的在于使中国人改造自己和自然，进而实现存在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的“真正的人的生活”。应该说，这个评价比较准确地反映了毛泽东提倡艰苦奋斗的真实用意。总之，艰苦奋斗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的一大特色，并为一代代共产党人所继承。三是提倡党员干部要忠诚老实。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员对党、人民和共产主义事业要保持忠诚。他倡导的做“老实人”，是指为人要忠厚老实、遵守规矩、自觉服从;还指对待工作要踏实、勤恳。在毛泽东看来，对党忠诚老实是共产党人经受住各种严峻考验的重要法宝。总而言之，毛泽东构建的党内政治文化，影响了几代共产党人的精神世界，有力净化了党内政治生态，极大提高了党的凝聚力、战斗力。
(一)新时代加强党的政治建设要以坚定马克思主义政治信仰为首要任务
正如毛泽东所言，主义是一面旗子。旗子树起来了，便会应者云集，并知道前进的方向。而如何使党员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是毛泽东重点关注和思考的问题域，也是贯穿毛泽东党的政治建设思想的一根主线。
从直观效果来看，党的政治建设应该着手于党的政治权威的维系、党员干部政治能力的提高和党内政治生态的修复，但从终极意义上讲，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的这些目标都必须建立在坚定政治信仰这一要素的基础上。但是，一段时间以来，部分党员干部信仰缺失的问题不断显现。比如，有的党员干部质疑共产主义，认为其虚无缥渺，无法实现;有的党员干部不讲公德、只图私利;有的党员干部在关系党的领导等原则性问题面前，不敢亮剑，甚至故意模糊立场等。这些现象表明，党内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信仰危机。因此，新时代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必须要使广大党员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补足一段时间以来精神上所流失的“钙”。具体来说:一是要继续强化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信仰教育仍是新时代培育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基本方法。在进行信仰教育的过程中，要注意将马克思主义信仰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认知的基础上。换言之，就是要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论证，而不是停留在泛泛的论证层面，这样才能使党员干部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科学性和实现共产主义的必然性有更深刻地体悟，从而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二是引导党员干部辩证看待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民族复兴的曙光已经展现，而马克思主义信仰也确实遭遇了一定程度的解构，但要辩证地看到，这种危机不是单纯的倒退性危机，而是倒退与发展的统一体。针对倒退型马克思主义危机，应将马克思主义的假信者和盲信者剔除出党。针对发展型的马克思主义危机，必须引导党员摒弃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增强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理论自信。三是要不断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事实胜于任何雄辩，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通过努力发展经济，不断满足人民物质和精神层面的需求，才能增强马克思主义的说服力。这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要在取得以往成就的基础上，继续奋发进取，取得更加辉煌的成绩，才能激发广大党员更加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二)新时代加强党的政治建设要以维护党中央权威为中心议题
失去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这个前提，中国社会的一切发展都无从谈起。在推进党的政治建设的实践中，如何维护党中央权威一直是毛泽东思考的核心问题。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提出，要实行一元化领导，建立领导核心，反对“一国三公”。建国后，对于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应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毛泽东指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尽管我国现在所处的时代背景与七十多年前相比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但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仍可以从毛泽东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实践中汲取重要经验。当前，我国已处于实现民族复兴伟大梦想的关键时期。伟大梦想的实现需要党的领导，而党必须有足够的政治权威才具备实现伟大梦想的政治整合力。但一段时间以来，党内出现了一些无视党中央权威的错误行为，比如，部分领导干部将自己看作任职地的“一朝天子”，不执行中央的决策，甚至未经中央批准擅自作决定;部分党员干部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不与中央保持一致;部分党员干部在党内培植私人势力;部分党员干部落实中央部署时搞变通、打折扣;部分党员对党不老实不忠诚，阳奉阴违，表里不一，欺上瞒下等等，这些错误行为暴露了党内存在着党中央权威被挑战和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被漠视的危险。新时代，如果党中央权威遭到弱化，党中央制定的方针政策就难以贯彻到底，党内还会出现分散主义，甚至还会出现内耗，找不到解决分歧的方法，这就会导致党无法动员全党、全社会为实现民族复兴的梦想而奋斗，民族复兴的梦想就有可能会落空。而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可以规避因不同的观点、看法引起的不必要冲突，从而集中强大的政治力量，有效快速地推进现代化事业。因此，新时代，必须要将维护党中央权威作为党的政治建设的核心任务而常抓不懈，要号召全党树立“四个意识”，做到“两个维护”，严惩破坏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错误行为。当然，需要明辨的是，新时代维护党中央权威，绝不是不要民主集中制，不要发展党内民主，而是在充分发展党内民主的基础上，达到科学维护党中央权威的目的。
(三)新时代加强党的政治建设要以重塑党内政治生态为基本目标
新时代，政治生态学作为一门理论逐渐进入到现实政治中来，对国家政治实践和党的政治实践产生了较大影响。尤其是习近平数次提到“政治生态”这一政治话语，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开始运用类似自然生态的概念解释党内政治现象，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充满活力、运行有序、治理有效的党内良性政治状态的追求。十八大以来，经过党的不懈努力，党内政治生态已明显好转。但不得不指出的是，党内政治生态仍面临着诸多新挑战。比如，党内政治生活还存在庸俗化、随意化倾向，干部选拔工作中的投机钻营之风仍旧存在等等。因此，必须积极修复党内政治生态，并将其作为新时代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一项基础工作。具体来说:一是要科学惩治腐败。腐败是党内政治生态恶化的最显性因素，修复党内政治生态的第一步就是要铲除腐败。一方面，对待腐败要坚持零容忍态度。另一方面，要推进制度反腐，织密制度的笼子，从而推动党员干部面对腐败做到“不敢”“不能”和“不想”。二是要努力发展党内民主。党内民主是重塑党内政治生态的突破口。《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是党内政治生活积极健康的重要基础。”这深刻揭示了发展党内民主与构建优良的党内政治生态之间的逻辑关系。因此，新时代，要继续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实现党内民主选举、民主监督和民主决策等，充分发挥党内民主在重塑党内政治生态中的重要作用。三是积极培育党内政治文化。以党内政治文化之柔克党内歪风邪气，才能真正触动党员个体的灵魂深处，党内政治生态才会由表层“治污”向深层“清源”转变。习近平指出，要抵制和反对官场术、“潜规则”等庸俗的政治文化，要倡导和弘扬公道正派、光明坦荡等价值观。这表明我们党对新时代培育党内政治文化有着清醒的理论自觉和行动自觉。
（来源：《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一期；作者：尚庆飞，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于涣茹，女，黑龙江双城人，博士生，副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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